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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工、留学生与民国巴黎中餐馆

  因为法国是烹饪强国,所以民国时期巴黎的中餐馆,较之英国和德国等地,那是强多了,可谓以万花楼为首席,雁行而矫健。关于万花楼,笔者已撰专文《巴黎万花楼文人轶事》刊于《书城》2017年第7期,此处不赘。

较早报道巴黎中餐馆的,是《申报》1921年12月8日刊登的振声的《闲话留英法学生琐谈》(三),文中说道:“巴黎有中国饭馆四所,伦敦三所。在伦敦者为比较的讲究,巴黎之四所中,有二所陈设颇佳。惟闻有一所兼开赌博,吾人姑不论其办法如何,但惠顾之客仅中国学生,此其中亦有一种原因。因法国菜颇可口,与中国相似,故中国菜不能号召也。”其时最好的万花楼1920年冬天才开业,宜其没有很好的评价。到1925年,在北京《晨报》第33期筱功的《巴黎岁暮通信》中,巴黎中餐馆虽仍维持四家,但介绍详细多了:

中国的饭馆,在巴黎市中共有四家,却(都)在拉丁区。最上等的是万花酒楼……再次的就是共和、双兴两家。这两处是北方工人已经赚了几个钱的。他们店中,房屋狭小,饭食粗糙,一顿饭也要五个佛郎。这是中国一般学生大嚼之处,最穷的学生,还是不敢问津呢。其外在巴黎附近的哥鲁布及比阳谷两个地方,也有二三处中国饭店,那都是工人的俱乐部了。

这“共和、双兴两家”,不详是否就是杨步伟、郑振铎等都曾光顾的山东、保定馆子。至于保定馆子,从宽泛意义上讲,中华饭店也算得上,因为首任老板李石曾乃保定高阳人;巴黎豆腐公司鼎盛时期一百六十名工人中,高阳即占六十名,其中部分后来服务于中华饭店,至于后来有否另开饭馆,尚无有考证。

总之,巴黎中餐馆从一开始,无论经营者和服务对象,主要是围绕工人和学生,这是与英美等地的中餐馆颇为不同的。那是因为,英国的经营者,多由华人水手起家,起初也服务水手,渐至唐人街之“唐人”。兼之英国人不擅烹饪,故中餐馆也颇受本地人亲睐。美国人虽与英国人一样不擅烹饪,但因为淘金热及中央铁路的修建,华人华工众多,中餐馆早期自然也主要服务于华工,但很快受到其他族裔劳工的欢迎。特别是李鸿章访美后,适值后淘金时代的华工的东移,华人业餐饮者,遂创造“李鸿章杂碎”之名目并大肆鼓吹,“杂碎”表征的中餐因此渐渐受到美国各阶层人士的欢迎。比较而言,法国尤其是巴黎,乃烹饪强国强市,又无特别的华人涌入渊源,唯一战华工因战后劳工紧缺,故多有留居,然也多有婚娶当地妇女,不足以聚居成唐人街市;兼之留学潮起,巴黎的大学也集中在拉丁区,故尔仅逐留学生以及巴黎周近华工相对聚集地而得寥寥数家中餐馆,经营者自然也少不了华工。时人正有此观察:“巴黎共分二十大区,华人则均荟萃于第五区(一名拉丁区,又名学生区,盖巴黎大学之所在地也),故中国饭店,亦均开设于是。”(过福祺的《巴黎之中国饭店》,《申报》1929年2月27日第21版)

一战前线的华工

不过,时隔两年后,1927年郑振铎到巴黎时,市中的中餐馆就不止四家了——除了万花楼和中华楼,郑氏就还时时光顾另外几家不错的中国餐馆,尤其是北京饭店。据其《欧行日记》所载(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10月版):“(六月三十日)晚饭在北京饭店吃,这也是一家中国饭店。”“(八月五日)晚饭,独自一人在北京饭店吃,要了一碗紫菜汤一盘炒牙芽,都很好,价共十一佛。”八月十六日晚餐吃完后,还将其与万花楼作了一番比较,认为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:“晚饭与元及一位珠宝商陈先生同在北京饭馆吃,北京饭店的菜,比万花楼为新鲜,价亦较廉,惟座位不大好。她的炒鱼片,又鲜嫩,又有味,到巴黎后,没有吃到那么好的鱼过;万花楼的鱼总是冰冻得如木头一样,一点鲜味也没有。”此后,仍多有去吃。八月二十日:“晚饭在北京饭店吃。”八月二十四:“独自到北京饭店吃(午)饭。”八月二十六:“与蔡医生同在北京饭店吃饭。”稍后过福祺的《巴黎之中国饭店》(《申报》1929年2月27日第21版)也对北京饭店有很好的评述:“北京饭店营业最盛,客饭仅四方有半,味美可口,远胜他处。惟座位有限,后至每不能相容。水饺子一项,又为人所乐道。门首悬有红灯,时闪闪作光,以诱行人。明星李旦旦,常偕男友作是店之顾客焉。”

有一则陈学昭的轶事颇能说明北京饭店的广为接受程度。话说陈学昭与郑振铎一块到了法国后,在《新女性》发表了一组《旅法通信》等法国观察文章,其中对留学生中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等现象也多有揭露,便有巴黎的留学生放话说:“如果在拉丁区碰见,就要揍陈学昭,如果在巴黎的北京饭店见到陈学昭,也要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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